在南明弘光元年（1645）三月初一的深夜，太监李继周带来了一个紧急报告，称自称“皇太子”的少年已经抵达南京，并且目前暂时被安置在兴善寺，地点在浙江金华。这个消息传到正在宫殿中沉思的弘光帝朱由崧耳中时，他没有立刻做出反应。只见他静静地坐在皇位上，双眼微闭，像是陷入了某种沉思。过了很久，他轻轻挥了挥手，示意李继周可以退下。宫殿内顿时陷入了寂静，空气似乎凝固了，所有的声音仿佛被这股凝重的气氛所吞噬。

朱由崧，生于万历三十五年（1607年），在北京度过了他的童年。他的父亲福王朱常洵虽然未能继承帝位，但由于万历皇帝深厚的感情，他的家族仍享有极高的宠爱。郑贵妃对儿子朱常洵宠爱有加，万历帝亦极为支持他。福王的婚礼甚至由万历帝亲自操办，奢华程度让人瞠目结舌；福王府邸在洛阳修建得宏伟极致，几乎是常规豪宅的十倍之多。为了支撑这一切，万历帝不惜耗费巨额财富，将明珠、宝物、锦绣文物以及各地的税收收入都倾注其中。甚至，万历帝特许福王府在封地内自主管理税收，肆意征收百姓财富，生怕财富不足。民间因此流传着“耗尽天下财物，肥了福王”的说法，这使得身为福王庶长子的朱由崧，过上了极其奢华的生活。

然而，尽管福王府的财富积如山岳，整个大明却面临着巨大的困境。河南多年的灾荒，民众在饥荒中相食，然而朱常洵却始终没有动用府库赈济灾民，依旧毫不宽容地征税。民众的疾苦仿佛与他无关。随着局势日益严峻，崇祯十三年冬天，农民军攻破了洛阳城。眼见危机降临，福王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，急忙拿出资金招募兵马，并设宴邀请各地将领，想以此拉拢人心。然而，无论宴席上如何美酒佳肴，都无法安抚士兵们心中的怒火，最终福王府被农民军攻占，福王不得不逃命。依靠绳索逃至城墙，最终藏匿在迎恩寺，直到被农民军找到并杀害。福王妃邹氏和世子朱由崧趁乱逃出，带着随行官员和侍从一同向怀庆方向逃去。

尽管朱由崧成功逃脱了生死劫难，但失去了福王府的荣华富贵，他的生活从此陷入贫困。曾经在权贵之家享尽荣华富贵的他，这一次却深刻体验到了贫穷的苦楚。崇祯帝虽然对朱由崧弃城而逃感到失望，但考虑到福王的悲惨死状，心中仍有所怜悯，于是派遣寿宁公主的驸马冉兴，带着银两前去接济朱由崧，才使他暂时脱离了乞讨的境地。

到了崇祯十六年（1643年），崇祯帝最终决定让朱由崧继承福王的爵位。然而，在福王的荣誉和财富尚未稳固之时，农民军再度攻破了怀庆，朱由崧在逃亡途中与母亲走散，身上几乎未带走什么财物。逃至卫辉后，依赖潞王朱常淓的接济，然而，农民军的攻势再次逼近，朱由崧不得不与潞王一同逃至江苏淮安。这一连串的逃亡，彻底宣告了朱元璋当年设立的理想——朱氏家族共同捍卫国家江山——随着这些皇族成员的连番逃亡，早已破灭。

面对一个如此懦弱、逃避责任的继承人，谁能指望他能够挽救即将灭亡的大明？这一悲剧性的结局终于在崇祯十七年（1644年）三月拉开了序幕。大顺军攻入北京，崇祯帝在煤山自缢身亡。当这个消息传到南京时，官员们感到了一种不祥的预感，但由于交通中断，他们并未及时得知具体情况。直到四月中旬，南京的官员才从外逃的官员口中得知崇祯帝的死讯，尽管起初许多人无法相信，但经过确认后，恐慌迅速蔓延开来。

然而，南京的官员们很快意识到一个迫切而致命的问题：接下来谁能继位为皇帝？当时，南京保留了明初的行政架构，包括六部和都察院等重要职能部门，然而，实际上大权掌握在兵部尚书史可法手中。尽管明朝依旧控制着淮河以南的广大地区，且驻扎着强大的军队，但没有明确的皇帝成为了最大的难题。

最初，南京的官员们打算迎接太子朱慈烺来监国，但因为崇祯帝从未安排太子离京，直到北京陷落，他们才得知朱慈烺和其他两个皇子被大顺军俘获。无奈之下，南京的官员只能将视线转向周围的藩王，如惠王朱常润、桂王朱常瀛、潞王朱常淓和福王朱由崧等人。根据血缘关系，福王朱由崧、桂王朱常瀛和惠王朱常润是最具合法性的继承人，而由于福王朱由崧与崇祯帝是同辈，而且距离南京最近，他成为了最有竞争力的候选人。许多官员早已建议史可法应当立福王为帝。

然而，这时东林党却掀起了事端。东林党与郑贵妃长时间的对立，使得他们对福王朱由崧心生忌惮。因为朱由崧是郑贵妃的亲孙，东林党担心他一旦登基，可能会翻旧账，削弱他们的政治影响力。因此，他们积极支持推举潞王朱常淓。此时，史可法陷入了两难的境地：一方面，东林党是他的恩师，另一方面，史可法又深知立潞王将带来更多的不稳定因素。最终，史可法决定暂时放弃朱由崧和朱常淓，转而去联系桂王朱常瀛。然而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，太监卢九德率先采取了行动，邀请了福王朱由崧，并通过巧妙的联系，将局势推向了无法控制的方向。